“旧关税失效了，搬出一个新关税，它成了特朗普政府的临时止痛药。”
文 /巴九灵
当中国春节迎财神的氛围欢快热闹，大洋彼岸的白宫简报室，灯光明显被特意调暗了许多，美国总统特朗普面色铁青。
三小时前，美国最高法院以6:3裁定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》并未赋予总统在未经国会批准时征收关税的权力。此前特朗普政府征收的“10%的基准关税”“对等关税”“芬太尼关税”等通通无效，甚至要向进口商退还1750亿美元的关税。
彼时的特朗普正在白宫国宴厅和州长开闭门会议。一名贸易顾问悄悄递上一张纸条。特朗普看完后问道：“所以，那就是输了？”
365天，必须天天要赢。他匆匆离场，和幕僚商讨对策。在随后的这场氛围压抑、长达45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中，特朗普显得“气急败坏”，他用“国家的耻辱”“不爱国”等难听的字眼怒骂那些投票推翻其关税政策的保守派大法官。
“报复”很快降临。晚间，特朗普连发多条谩骂的帖子，其中一条宣布，他将动用《1974年贸易法》第122条，即自2月24日起，对全球商品加征10%的临时性进口关税。到了中午，气了一宿的特朗普在社媒宣布将税率提高到15%，并补充道这是完全合法的。
“我有权征收关税，我一直都有权征收关税”。这位“关税沙皇”对记者说道。
很多人好奇，15%的新关税到底是怎么来的？
首先，美国宪法规定，“征税权”归于国会，而非总统。所以特朗普从法律层面压根没权力征收关税。
于是，他搬出了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》，英文简称IEEPA，它允许当国家“紧急状态”时，总统可直接绕过国会加征关税，以此“调节进口”。特朗普认为，如今贸易逆差是“国家紧急状况”，这才有了去年的贸易战。
但问题是，美国从1970年代开始就出现贸易逆差了。且IEEPA落地后，2025年美国贸易总逆差9015亿美元，同比只降了20亿美元。如果只算商品逆差的话，是12409亿美元，比上年增加2.1%。
在这些离谱的“权力扩张”被法院推翻后，躺在工具箱底层吃灰的《1974年贸易法》终于被特朗普挖了出来。其中第122条规定，在面临“国际收支严重失衡”时，总统拥有征收临时关税的权力，最高税率是15%。
“122条例”制定于1971年尼克松执政时期，起初是稳定美元的短期工具。1973年美元转向浮动汇率后，货币和财政政策而非贸易限制，成为外部失衡的首选工具。
相较IEEPA，“122条例”有几点区别：
第一，无需像行业关税一样进行冗长协商。
第二，非歧视原则。法规应对所有国家“一刀切”，无法对单一国家进行随时加码或随时撤回的谈判威胁，就是为了防止总统滥用权力进行“挑肥拣瘦”的贸易战。但如果总统认定，为维护美国利益，需要对长期、大额对美贸易顺差国采取行动，可以豁免一些国家。
第三，临时过渡性条例，实施超过150天，需国会批准。换言之，特朗普只要在150天里，或翻箱倒柜找工具，或煽动民意拉支持，向国会施压立法，便可获得长期关税授权。
不仅如此，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提到了他的“关税工具箱”。如《1962年贸易扩展法》第232条，以国家安全为由，对钢铁、铝、汽车零部件、铜等特定商品征税；再如《1974年贸易法》第122、201和301条，通过启动调查，以知识产权、技术转让等“不公平贸易行为”为由征税。
汇丰银行分析，可能的路径是用“122条款”先顶住时间窗口，同时推动301调查完成，之后再切换到差异化税率体系。
特朗普甚至暗示了更加“顺手”的古老工具。如1930年大萧条时期，美国国会通过的《斯穆特-霍利法案》第338条显示：总统只要认定对方采取了不公平的贸易措施，便可在不调查的情况下向对方征收最高50%的关税，可用于应对“任何不合理的收费、征税、法规或限制”。
老祖宗的智慧总是用不完。旧关税失效了，搬出一个新关税，它成了特朗普政府的临时止痛药。
这些“点拨”特朗普的妙招，主要出自大法官卡瓦诺在反对裁决的异议意见书。这位由特朗普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，在新闻发布会中被特朗普称为“天才”。
他反对裁决的理由是认为推翻关税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和行政混乱。
跟他一起支持特朗普的还有两名保守派大法官，分别是老布什提名的托马斯和小布什提名的阿利托。前者撰写了反对意见书，认为总统在紧急状态下有广泛量裁权。
按理来说，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中，三名由特朗普任命（卡瓦诺、戈萨奇、巴雷特），加上大小布什总统任命的三位大法官（罗伯茨、托马斯、阿利托），保守派大法官共有六位，因此最高法院被称为特朗普的“私人法院”。
然而，最终投票中，由特朗普任命的两位大法官戈萨奇和巴雷特“跳反”，最高法院以6:3的票型驳回特朗普政府的最终上诉，也难怪将“绝对忠诚”视为最高准则的特朗普怒不可遏。
司法权（最高法院）作为美国“三权分立”制度的关键一级，核心就是给政治问题定调和解释宪法。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异议意见书中写道，当总统主张拥有“无限金钱、无限期间与无限范围的单边关税权力时，必须指出国会‘明确授权’”。
简而言之，本次裁决明确了关税权归属国会，限制总统单边贸易权力，至少守住了底线，重申了司法权力，体现了“纠偏功能”。即便保守派法官有心支持特朗普，仍需要找到有说服力的法律依据和理由。
然而，在这场与总统权力的对决中，最高法院和美国法律体系在特朗普射出子弹的那一刹那，双脚难免陷入了泥泞。
美国属于海洋法系，采用案例法，法官基于“遵循先例”原则进行审判，裁判公开，说理充分，同时条文繁杂，很多判例受法官个人价值偏好影响，这就导致200多年来美国法院出现大量自相矛盾的判例。
因此，特朗普团队完全可能在“废纸堆”里挖到一两条被遗忘的古老法律或判例进行反击。更令法律人细思恐极的是，对于这位痴迷于AI恶搞视频的总统而言，他领导下的团队很可能利用AI工具，通过对海量判例进行深度阅读，只找对特朗普政府有利的判例。
这将意味着法律和判例文本恐怕不再是行为的边界，而是可以被随意调用的工具库。
最高法院的判决和特朗普加税的消息出来后，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和贸易企业，又得重新算一算关税账了。
首先，美国市场最敏感的并非税率，而是已征关税是否需要退回、退多少、怎么退。目前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已收到超过1500起诉讼，基本和企业退税有关。
彭博经济研究院测算，潜在的退税规模高达约1750亿美元。理论上，退税相当于一次财政刺激，直接能为美国企业增厚盈利、刺激居民消费。这笔资金占美国关税收入60%，但美国财政账户近9000亿美元的余额足以应对。
耶鲁大学经济学家估计，退税将基本抵消关税对2026年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。另有研究机构指出，取消IEEPA后，2026年每户家庭的实际收入将平均增加1200美元。
然而，最高法院对退款的具体事项缄口不谈，并将这个麻烦的“拖油瓶”甩给了下级法院。卡瓦诺写道“退款过程可能会一团糟”。特朗普则表示“未来五年我们恐怕都要在法庭上耗费了。”
另一方面，全球各国都在盯着关税的新动态。IEEPA失效后，特朗普政府无权上诉，只能执行，因此全球平均税率将从17.6%降至9%。对于中国而言，美国对华关税将立即取消20%（10%的芬太尼关税+10%的对等关税）。而新的基础关税是15%，一减一增，关税总体降低5%。
根据《1962年贸易扩展法》第232条和《1974年贸易法》第301条征收的关税将继续有效，而中国很多商品因“301条款”保留至少25%的关税，所以个别“被制裁商品”税率累计到至少40%。
和去年相比，关税变化总体不痛不痒，就当理论上利好中国商品出口，因为没有哪个管理层会为150天的政策重建供应链，大部分的重大商业决策的前提是能有一个确定性和可靠的贸易环境。
但无论大环境怎么变，还是回顾去年4月特朗普发动关税战时我们说的那句话：让子弹飞一会儿。
在彭博社看来，遭法院打击后，“特朗普围绕世界最大经济体建立的保护主义壁垒，不太可能再完全恢复原貌了”，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力量始终在壮大、迸发，而中国只要坚持走自己的出海之路，在全球继续合纵连横，在新体系中参与越多，中国的主动权也就越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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